“体”的本义是指人的身体。
罗根泽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风格而言,如元和体、西昆体、李长吉体、李义山体……皆是也。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体裁”之体,或称为“体制”,是由语言文字的几多长短所排列而成的形相,是人们轻易把握的。二是“体要”之体。若以体貌之体是来自文学的艺术性,则体要之体是出自文学的实用性。若以体貌之体是通过声采以形成其形相,则体要之体是通过法则以形成其形相。这三者的关系是,“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必需以“体裁”之体为底基,而“体裁”之体只有向“体要”之体和“体貌”之体升华才有文体的艺术性,否则只是一堆文字的排列。
从以上的不雅点看,这些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文论所称“体”、“文体”的含义是丰富的,其实不但仅只是一个与内容相对的形式问题,但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具体含义的熟悉却莫衷一是。
第二节文体始辨
“体”在古代文论中时常出现。用“体”最早的生怕是扬雄的《法言·问神》:“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这里讲到书有“体”。由建安而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头。”曹丕将当时八种经常使用文体及其特征明白开列,把文体一分为八,归纳为四科,用“雅”、“理”、“实”、“丽”来归纳综合各体的体貌特征。《典论·论文》区分文体,是以文体的体貌为依据,虽然不涉及各种文体具体的语体特征,但文体的体貌之显现毕竟是通过语言等因素形成的。”这句话应当是刘祯奏书中语。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认为看成“文之体势,实有强弱”。可见曹魏时代已经出现了用“体”字指文章体貌、风格的现象。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缱绻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抑扬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南朝时代,文学创作方面的拟古风气很是流行,有的还直接在题目中标明学某某体。如鲍照《学刘公斡体》诗五首,《学陶彭泽体》诗一首,别离学习刘祯、陶潜诗的体貌、风格。如《诔碑》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沈约的这段评论是相当中肯的,可以充分看到体的重要意义,它标记着一个作家或者一群作家创风格格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在文学史上会发生深远的影响,支配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风采。《文赋》中“夸目者尚奢”四句,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
先说文体风格。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定势》的势,实际上指文章体貌;因为篇中的体指体裁,故用势字指体貌,以免混淆。自《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各体文章论,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指陈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把它们称为体、年夜体、体制、要、年夜要、纲要之要等等。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此碑之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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