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祖籍江苏吴江,1961年10月生于上海。1980年初开始写作,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生活的诸多方面,是民间诗刊《作品》(19821984)《倾向》(1988-1991)和《南方诗志》(1992-1993)的主要编者。1994年至1997年任海外文学人文杂志《倾向》诗歌编辑,1996年至2000~任刘丽安诗歌奖和安高诗歌奖评委,2004年以来,参与策划和组织每年一届的“三月三”诗会。编有诗选集《将进酒——2005-2009三月三诗会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上海),英汉对照中国当代诗选《AnotherKindofNation;AnAnthologyofcontemporarychinese..《夏之书》的写作前后差不多两年,《解禁书》则跨越十年。又过去许多年,这两件作品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时间的变形记里,我不知道,以后它们还会以怎样的面目重现,就像我已经不记得,它们曾经是以怎样的构想来到我笔下的。甚至,这两件作品此刻以这样一本书的方式呈示,我认为,也不是我的有意为之,而是缘于想象出来的那些诗篇的内在节奏。是那种很可能我不太恰当地称之为写作的内在节奏的东西,形成了它们现在的样子。《彖传》释《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说是:“天行也。”不过,在读到这将“七”指认为宇宙运动的周期性数字的定义之前,以及,在听说了更多有关“七”的完整和完美的灵通意义之前,“七尸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是我特别钟爱的数字了。《夏之书》和《解禁书》各为七章,正所谓恰巧(“巧”不也暗含着精合密凑的数字“七”?)。那么,如果要一个最小的理由,且当我是这样想的吧:是那个数字“七”,令这两件作品的如此存在显得合适。
《夏之书·解禁书》:千高原诗系。
[div class="customize" id="mediafeedback_text"] 陈东东的写作不仅直接地包容着诗歌,而且由于诗人对具体文本操作持有严格态度,写作在其内部又具有一种自我缩减的功能。这种功能巧妙地制约着语言实验所特有的颠狂性质,并最终把写作压缩成阅读意义上的诗歌,从而出色地避免了大多数后朦胧诗人在语言实验中陷入的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这样的写作创造着我们对汉语现代诗歌的阅读,也创造着(从一个方面)汉语现代诗歌的本质。
——臧棣
陈东东的诗歌写作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挑战是,它改变了诗歌语言运用的道德承诺,通过解放感觉和想象这一途径,实践了破除现实语言中的权力结构的可能性,并让“时代感” “真实性”和历史感。等习以为常的阐述原则失去了效应。……典型的陈东东作品,总是这样亦真亦幻,并有一种优雅的旋律引领我们出发与回归。读他的诗我们会从惊奇走向品味,放弃意义的追寻而体认语言与感觉互动相生的魅力。
——王光明
陈东东的自然景观浸透了社会历史内涵,它们总是具有文化的暗喻性质,但也正为此,陈东东实际又把人文内涵真空化了,那些自然事物作为能指构成自在自足的语象群,历史人文内容则只是隐约闪现。对于陈东东来说,不能转化为自然事物的人文历史是无效的,但他的转化本身也就改变了历史原典。这正是陈东东写作的奥秘,通过把人文历史自然化,他的词语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陈东东的思想中无疑有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倾向,其核心则是万劫不复的绝对之。既根源于。又想去破除。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陈东东的诗中总是有一些突然出现的 词语,让人大惑不解。……这些突然转换出现的词语,有意以它。词不达意。的特色反复缠绕,这些词完全摆脱了它的字典意义,也不是在既定的文化秩序中被理解,它们构成一些绝对的含义,但又没有确切的含义。它们是陈东东切近那个终极奥秘——不是停止,而是穿越那个神秘领地的意义之光,这就是词语的胜利。
——陈晓明
传统写作,多半把文学的效果,押在了读者对正义、理想、人文品质等等精神抽象可能的理解上.而在陈东东所代表的一路新诗人身上,这点则完全改变了。诗人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陈东东的作品,其分析性,是围绕都市主义展开的。而都市主义,则是现代主义最明显的标志。因为像谁说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就是城市。在这点上,陈东东非常明确,这在他写:1990年代的那些诗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钟 鸣[/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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