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

《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pdf图书下载,作者为：司徒朔,在2011 年8月,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司徒朔，原名王学永，1978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从事专业电视栏目策划，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副制片人，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作为曾经的报人，一直敬畏文字，可惜虽有笔耕却是常辍。笃信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翻看《新潮》和《国民》的会员名单，难免会感叹，这一班人物的风云际会，怎么会这么令人叹为观止！到底他们特殊在何处呢？
　　首要让人侧目的，是年龄。傅斯年24岁，罗家伦23岁，顾颉刚26岁，毛子水26岁，汪敬熙21岁，冯友兰24岁，俞平伯19岁，朱自清21岁，许德珩29岁，杨振声29岁，邓中夏25岁，段锡朋23岁，谭平山33岁……
　　20岁到30岁之间，也就是那个年代的90后。此时的中国，已经“西潮涌动”，但是旧浪未消，因此这是最后一批还接受了纯正传统中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国学”，根底都不错。
　　这一年，陈独秀41岁了。
　　新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不是欣喜，而是充满了悲观。开篇，是北大教授陈大齐的《恭贺新禧》。面对着各种来贺新年的喜帖，他提出的疑问是：“我们为什么要贺新年？贺新年是有意义的事情吗？改良的念头是：何不废了贺年的礼节，改做别的有意义的礼节呢？”因为这不过是科学意义上，普通的日子，和其他的364天，实在没有区别。所以，应该把贺新年废掉，改到双十节去贺做“人”：
　　我们几千年来的国民，虽然有了人的身体，却没有人的资格。被独夫杀了，还要说：“臣罪当诛”；被独夫奸淫了，还要说：“天恩高厚”；被古人闭塞了聪明，还要说：“道贯古今”。做皇帝的奴隶，做家庭的奴隶，做古人的奴隶，层层的奴隶，真是暗无天日。到了民国前一年的十月十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虽没有把层层的奴隶完全摆脱了，却因此生出一种觉悟来：从此不做奴隶了，要做人了——这一天实在可以算得我们国民更生的日子，或是做人的生日。
　　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需要把这样的观念灌输到国民头脑中去。“辞岁的改在十月九日夜里辞奴隶；请年酒的改在十月十日请共和酒；小孩子买花炮放，也在这一天。”他们这种心态是难免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世界上最“进化”的体制，是那么让他们自豪。结果呢？民国七年，复辟都已经来了两遭了，而国家此时正处在南北战争的阶段。即使是看看《新青年》，无非就是销量在攀升。他们要的不是赚钱，而是能够搅动社会有所改变，可实际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为第二期《新潮》做准备的学生们，准备在自己的刊物上，推荐师长们的这份刊物。对于改造国民思想、女子问题、改变伦理、文学革命这四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第一条似乎像无边无涯的说话，所以很难具体的说明。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民思想，却是浑浑沌沌，不可说他新，也未便说他旧，只是恍惚游移，“合古今中外于一炉”罢了。所以对于一切事项，都难得亲切著明，都是在云里雾里的现象。《新青年》的好处，只是议论透彻：批评一切事项，总不肯模糊放过，总用寻根澈底，毫不留情，全不犹豫的态度。读者若能对于这种手段，取为己用，自然思想上另是一番境界。判断的方法变了。思想的境界清了，便能对于世界上事，立于批评的地位了。
　　《新青年》征集女子问题的文章，应者极少：关于这问题，并没得完满的结果。……改革伦理观念一题，《新青年》一出世就守此宗旨很惹起社会上的注意。这原是中国现在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急待革命的一种事业。近来《新青年》的社员，又把这问题推广了，对于新道德的建设，很有想去研究的趋势。陶履恭君在第四卷里有一篇《新青年之新道德》。所以这问题的前途，正是远大，社会上很该注意。
　　提倡文学革命一事，是《新青年》的第一种成绩。改造中国文学，本是极有利益，急待实施的事业——这是改造国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锋。三卷中有胡适君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来又有陈独秀君的《文学革命论》。这是这事业的起点。到了四卷里头，差不多都是用白话做的文章。又有胡适君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极有价值的文章，叫做《建设的文章革命论》，把“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个大主义，明白宣布：从此新文学建设的事业，站住了第一步；社会上的响应渐多，社里边也照着建设的预程进行。很有几篇文学的白话文出产；翻译的事业，也很进步……；白话诗的成绩尤好……。我们固然不能说他都好，可是有文学价值的，已经不少了。据我们看，《新青年》的社员，与文学相近的最多，所以这一题目下的事业，前途最有希望。
　　同门而出，受教师长，学生们实际在克制，既不能大吹大擂，又不可以灭自己威风，力求客观。但你听得出来，《新青年》的战果，实在是乏善可陈。何况，此时他正感受着一次寒潮。它，来自积水潭的一个水花。
　　1918年10月7日，秋叶初焦，清早的积水潭，一声清响，净水微澜，一位老人投身自杀。他叫梁济，字巨川，举人出身，曾经做过清朝的民政主事、员外郎等职。对于北大，还多了一层关系，因为这人还是北大教员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本来再过三天就是他60岁的生日，子女们想不到，他屡次拒绝办寿宴庆祝花甲，竟然是为死做备，而这样的想法已经存在七年。七年之中，他一直在秘密地写着遗书。当这遗书发表之后，这个“小人物”之死，迅速震动了京城，震动了整个知识界。这些文字，十几年后由家人刊录成书，梁漱溟曾经送给了梁启超一本，并把其中的写到梁济去拜访任公不遇，写信不见回复的段落划出来给后者看。梁启超大为震动，回信痛哭流涕，并且嘱咐梁漱溟祭祀家父的时候，一定代替昭告“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可见其遗书言辞之恳切。在此辑录如下段落：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且诸君亦知鄙人何为硁硁执以行此义乎？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目无腼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何古今亡国之时必有臣工赴亡国之难者，廿四史中不乏先例，岂廿五史之末竟无一人？吾故起而代表廿五史中最末一臣，以洗国无人焉之耻，而留天理不绝之机。”
　　“我愿世界人各当尊重其当行之事，我为清朝遗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犹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事之说也。我非先效忠于清，既无从效忠于世界。”
　　在梁济的眼中，大清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而禅让了权位，但是这个所谓的“共和”实在辜负了这一片好意。秩序混乱，官贪民偷，纲常沦丧，世风日下。所以他要以死来赴大义，醒世人。言辞充满悲情，的确感人至深，以至于在他死后二十天，又有一位清朝旧臣“续殉”。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梁济很关切后人评价。遗书中数次说到，世人会笑他迂腐，但执意如此。并且说，身后不过几种评论：大骂者，比如极端主张新说的陈独秀，骂他“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等等”；大笑者，“卑俗官僚惯能信口訾议”，或说迂腐，或说沽名钓誉；百思不解者，是那些对国家冷淡之人；极口夸奖而未知我心者。“此种人余最感激，敢断言中下级商贾乡农劳动穷苦诸色人等大多数如此”。
　　事实上，他错误地估计了陈独秀。他这一身风骨，让陈独秀更多的是钦佩。1月15日的《新青年》上，陈独秀赞叹之余，还帮他把那些假共和，新官僚，朝秦暮楚的“元老”再骂了一遍。最后说：“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万千。”大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只是稍显恨晚。陈独秀又怎么可能不去惋惜呢？他们的主张何其一致。这个共和哪是他们要的共和，它比大清更坏。为何更坏？是人心坏了。所以，梁济的主张，做一个合格的大清臣民；而陈独秀等所图的是一个合格的共和公民。“欲救此亡，当从心术根本上起”。
.　　议论是非的人，是北大政治系的教授陶孟和。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写了一篇长文，认为梁先生没有分清国家和政府的区别。清朝不是几千年的文化，它不过是个政治机关。“观念不清，竟至误送了性命。”又逐一分析了自杀是否合乎道德，还有就是自杀是否有益于社会。不用说，他是不同意这种方式的。
　　按说这种议论他人死父，实在是对不起朋友的。可是梁漱溟看到文章后提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表示“很感谢”。
　　“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一件惹人注目的事，社会上对于他一定有许多思想感慨。当这用思兴感的时候，必不可无一种明确的议论来指导他们到一条正确的路上去，免得流于错误而不自觉。”
　　他不同意陶孟和的分析，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思想”出了问题。年轻时候的梁济是新思想家。他送大儿子出洋学习，梁漱溟开蒙阶段，不是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而是《地球韵言》，还把他送到了最早的现代学堂。但是，“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在信的最末，他说到：
　　“因此我又联想到何以这么大的中国，却只有一个《新青年》杂志？可以验国人的精神状况了！诸君所反复说之不已的，不过是很简单的一点思想，何以一般人就大惊小怪起来，又有一般人就觉得趣味无穷起来？想来这般人的思想构成力太缺乏了。”
　　这段话，是可以和梁济对后人的几种评价，比照来看的。两人都能清晰地感知到，向新的人在这个国家依然不多,可就是这一点点新是可以见血光的。数年后，此时正在那里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总结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他和梁漱溟这两位同样的九零后之间，将会发生太多的故事。但有一点，梁漱溟无愧乃父。
　　敌人，没有回应；社会，没有变化；有骨气的人，却要离去。陈独秀一定是有些不甘心的。性格火爆的他，似乎等不到新年再开始自己的新事业了。1918年底，学校放假前三天（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的新刊物出版了，取名《每周评论》。不像他主办的月刊《新青年》专注在文化学术，这个周刊的政治性跃然纸上。在发刊词中，他把刊物宗旨定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
　　办过报刊的人都知道登场的重要，尤其是第一期，会用力颇深。陈独秀当然精于此道。在办报上，他是个天才。早在1903年，这个晚清秀才，就已经在上海帮助章士钊办《国民日报》；1904年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又在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7年自办《新青年》，等等。可以说，都是领一时风潮，几乎没有失过手。但他办的报刊也很少躲过停刊的命运，因为火力太猛。这一次，有些故伎重演。最显著的是“随感录”一栏，他一人包办。这种文体，很类似如今的微博，加上陈独秀的霸气，真是犀利异常。
　　“两团政治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厉害吗？这就叫做‘中国之两团政治’”。
　　“战争的责任协约国以德皇为欧洲大战的责任者，要求荷兰交出来审问治罪。我们中国此次南北战争，国家人民也都吃苦不小。请问担这责任的人到底是谁？”
　　“公仆变了家长古时候专制国，皇帝就是家长，百姓就是弟子。此时共和国总统算是公仆，国民算是主人。家长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谕，拿那个道德不道德的话来教训百姓，原不算稀奇。现在公仆式的总统也要下一道命令，来教训国民，这是怎么一回事？”
　　甫一登场，陈独秀就把大总统徐世昌，还有他的安徽老乡段祺瑞都骂了。段祺瑞，这位梁巨川眼中，这个时代少见的迎难而上拒绝归隐的“负责之人”，此时正在推行武力统一。力道迅猛，也自然让《每周评论》迅速走红，其对社会的影响，后来居上，也超过了《新青年》。
　　这大概和陈独秀的性格有关。他小时候，怎么打都不哭，以至于他的爷爷断言，“长大了不是龙就是蛇”。“酒旗风暖少年狂”，台静农先生如此文题回忆他可谓贴切，恰当。他年少离家，只身走天涯，广结豪杰，养就了他一身绿林气。早在1903年，他在日本就和邹容、张继跑到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的房间，突袭来了个剪辫行动，惩罚后者的腐败。1904年，陈独秀又跑到上海，参与炸弹研制，以备暴动和暗杀之用。在那个实验室里，还有个浙江来的“同志”——蔡元培。
　　他在杭州陆军小学教书的时候结识了浙江的才子沈尹默。认识的地点，是沈尹默家。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了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其性格昭然若揭。沈尹默恰恰是以字闻名的，后人评价“米元章（米芾）之下”，老北大的众多门牌等都出自他的笔下。好在后者虚怀若谷，反而加紧练习。两人也结为了挚友。
　　1913年，沈尹默入北大教书。而陈独秀此时因“二次革命”，被捕入狱，之后避走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天各一方，自寻前途，书信往来并不曾断。到1915年，他写诗给沈尹默，取名“夜雨狂歌”，中有一句“笔底寒潮撼星斗”。第二年，《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只是这份后来名声显赫的杂志，其实办得很不顺利。
　　故友重逢，竟然是在北京的街头，1916年底。又惊又喜的沈尹默问得陈独秀住处，嘱咐来京为《新青年》筹款的他先别回上海，旋即把消息告知给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到陈独秀住处，扑了几个空。据说，后来干脆找一天清早就来。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酣睡的旅客,自己搬了个凳子在房间外耐心等待。清末翰林、民国的第一任教育部总长、北京大学的现任校长、蔡元培当真是虚怀若谷。就这样，陈独秀到了北大，《新青年》到了北京。
　　蔡元培请陈独秀，有人说他选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为人师表，一种是为人“学”表，而陈独秀的人格魅力应该是他的选择。猜度下来，这似乎站不住脚。因为陈独秀抛弃有孕的妻子和小姨子私奔的事情早就为人所知，何况他也有“细行不检”的毛病。最大的可能，蔡元培是看重了他的革命家性格，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在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一人承担了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等职务。三餐以粥充饥，身上都是白花花的虱子，却不为所动。把一份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而蔡元培则是德胜于才，才又胜于行政能力的人物，且已经是年过半百，他是有这个自知之明的。何况，改革就要触动利益。蔡元培的周围，尤其是要改革的文科，大量教授都是蔡元培的老乡，浙江人。找一个安徽人来作文科学长，是个明智之选。陈独秀也的确是堪付大任。
　　一战息兵，国势一振。老报人老革命家陈独秀坐不住了，于是就有了《每周评论》。在新年的第一期中，发表了李大钊写的社论《新纪元》，欢欣鼓舞地说：“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诺阿以来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
　　怎么洗出一个新纪元呢？其实意思也很明确。世界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而我们还是旧世界。要用那个新世界，来逼迫这个国内的旧世界。到了1月19号，剑锋暴露无遗。这一天的《每周评论》社论名为《除三害》，执笔陈独秀把军人、官僚、政客列为三害。开篇如下：
　　“我写出这个题目，有一位朋友看着说，你是做戏评吗？我说不是评那戏台上的新戏，而是评这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戏。朋友说，你莫非要骂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么？我说，不是不是，你别忙，听我细细评论这中国的三害！”
　　这样的笔法，明眼人自然会会心一笑。徐树铮是谁？是陆军次长。自幼聪慧，13岁就中了秀才，有神童的称号。弃文从武之后，官运亨通。1914年，34岁就当上了陆军次长。不爱管事，有些用人不疑的段祺瑞，事情都交给他办。足智多谋，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长袖善舞，是个风云人物。怂恿张勋复辟，再帮助段祺瑞再造共和，向日本借款，组织“参战军”，给段祺瑞招兵买马试图武力统一中国，包括组织“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等等，都出自他的手笔。1918年，他更是心狠手辣，暗杀北洋元老陆建章，开了北洋系兄弟相残的先例。
　　而对于怎么除三害，陈独秀更是放言：
★首部全景再现北大与大师们的历史渊源，
　　★整部作品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胡适、毛泽东、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陈公博、陶希圣、邓中夏、俞平伯、朱自清……那个世纪的九零后们（1890~1900年出生）勾勒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今天。
　　1919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出发地就是北大，一所当时只有约两千人的大学，在这里，他们是如何尽展风流……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傅斯年，顾颉刚，朱自清……
　　……大师崛起的私密日记首度公开。
　　●1919年，青萍之末，到底是什么风起，让他们跃然史册，并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大师。
　　●翻开1919年的北大日历，全景展现北大与大师们的历史渊源，揭示国家崛起的大学力量。
　　●20世纪的90后们，一百年前的执著坚守，一百年后的历史镜鉴。
　　●翻开1919年的北大日历
　　●全景展现大师们的青春岁月，
　　●寻找国家崛起中的大学精神。
　　● 大师崛起的私密日记首度公开
　　●他们开启的不仅是他们生命的秘密，还有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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