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我所写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中译本,原书靡页有《江村经济》中文书名,今译本即沿用此名。这书的翻译工作原应由我自己动笔,但在该书有条件翻译时,我一直忙于其它事务,无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译出,无任感激。应译者要求,我在书前说一说这书写作和翻译的经过。
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联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话要从1935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我毕业后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因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经医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我接受家姊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最初见到该系弗思(reader,raymond firth)博士,他负责指导我选择论文题目。我原来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底子编写论文。随后我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他看了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材料,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该系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从美国讲学返英,我向他汇报了江村调查经过和内容,他决定直接指导我编写这篇论文的工作。该论文中主要的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后,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论文通过的那天晚上,由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把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我看过该书清样后,离英返国,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记得,由于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所以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不久就开始我的内地农村调查。
该书是1939年出版的,其时欧洲已发生战事。全球战乱连年,我已把这书置之脑后。我仿佛记得直到战后我回到清华园,才接到书店寄给我的这本书。当时届解放前夕,时局紧张,我哪里有闲情来想到翻译此书。解放后,我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此书的译事提不到日程上来。1956年英伦老同学格迪斯(w.r.geddes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参加该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访问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兴趣。翌年成行,在调查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事返京,适逢反右斗争。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我已遭殃及,被错划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作为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
文革后期,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从他们的口上,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还有不少现已成名的人类学者告诉我,这本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我当时不免担心,深恐其“流毒”太广,增加我的“罪行”。这种历史条件排除了翻译该书的可能性。
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81年我得到老师弗思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他并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又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最好是叙述江村在四十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在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需要把《江村经济》翻译出来给一起调查的同仁们作参考之用,而且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这个译本。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恢复了学术活动,任务较重,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翻译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劳。她在1984年就已经完成译稿,又请潘乃穆同志校阅过一遍。她把译稿交给了我,搁在我书架上,一搁几乎有一年。我应该对译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时,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另一方面,经过这将近五十年的阅历,自己对这本早年的著作,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作为我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自当珍惜;作为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历史记录,固然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既然还活着,而且尚能工作,自觉有责任再把江村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写下来,作这本书的续编,并当尽力把这段时期自身的长进来补足早年的不足。因而,我决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江村再调查,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在准备这项研究计划时,我才挤出时间,把译稿重读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续编在两年之后是否能出世,目前还是难于预知之事,但是我自己是有决心去完成这个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以上是本书中译本诞生的经过,就以此作为前言,写在译本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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