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电子书籍下载,作者为：吴亮　著,在2011 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吴亮，广东潮阳人，”一九五五年出生于上海。卢湾区向明中学七○届初中毕业生，十六岁进入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工作，历任泥瓦匠、钣金工和冷气机修理工。一九八。年开始写作并发表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调至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写作至今，出版有各类专著与文集数十种。
..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仍清楚地记得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让我试着回忆：孔罗荪、萧岱、芦芒、哈华、冯岗、卢坤、何振志、陈雁如、黄宗英、左泥……(他们或戴棉帽或以围巾包扎脸颊的样子，此刻在我眼前浮现了)，他们是文联系统(彼时叫作文艺战线)的牛鬼蛇神(后来我经过观察，其中一些人尚且活跃，可能已解除监督，另一些则始终沉默，处境不明。他们彼此间还会发生一点摩擦，用十分标准甚至悦耳的普通话互相指责，不过几个回合就自动停战了)，临时被美术馆“工宣队”头头召集到这里参加防空洞劳动的。需要注释的是，我父亲的大书柜里有数十本五十年代的《文艺报》、《萌芽》、《人民文学》之类的文学期刊，一九六七年学校停课，我就已经把它们翻了个遍。孔罗荪在《文艺报》上的官样文章我没兴趣看，却记住了他的名字“罗荪”(手写体)。芦芒这个名字我更熟，由哈琼文配水粉画，芦芒频繁在《萌芽》为年轻读者奉献他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祖国赞，想不到我竟然在这儿一睹他的灰白长发与难以遮盖的忧郁目光，他围一条棕色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孙道临扮演的落魄知识分子肖涧秋。
　　 《早春二月》放映时我还小，不过，我姐姐收藏的《大众电影》中有彩色剧照，我看过：一座江南小镇，春光明媚(后被指责为世外桃源)，孙道临长衫，白色围巾，新潮的谢芳与哀婉的上官云珠……这些昔日官员昔日明星昔日作家，今日皆为丧魂落魄之人，同情以外，心中突然滋生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抚慰：所有的人皆可能是坏人，反之亦然。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此时，作为一个继续被审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和他的“走资派”、“三青团”干部、逃亡地主、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同伙集中在崇明财政系统(彼时叫做财政战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那里同样天寒地冻，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他此刻在干什么，他整整五十岁了，就如窗玻璃外的那一溜步履蹒跚的人影，渺小、卑微、虚弱……《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振聋发聩：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得到世界之后，谁将得到锁链？这问句如闪电般，让我哆嗦了，一个多么危险的问句啊。
　　 有无数往事其实并不储存在我的内心，而是隐藏于某些事物，甚至隐藏在某些事物的名称巾。遗忘是我们生活在绝境中时的绝对之需，遗忘就是将那些发生过的屈辱、难堪与痛苦经历一古脑儿扔给了世界，以便继续活下去。所谓内心，它不过是被人们夸大了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罢了。
　　 由于记忆和遗忘无非是人们通过无意识去进行删选的结果，我从不刻意去记住什么。不用担心的是，我的记忆常遇天赐良机：那些事物、那些事物的名称、那些事物后的事物以及那些事物名称所唤起的其他事物名称，在某一时刻因缘际会，它们相遇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中小学复课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斗批改”，原有的重点学校和民办学校一律撤销，不再需要入学考试，按照居住区域的划分，我进了向明中学初一第五班(初一共有十五个班，可推算一九五四、五五年是生育高峰，难怪马寅初一九五七年提出了“新人口论”)。开学那天向明中学的印象已模糊，惟记得新生如蚁，教室窗子没有玻璃，没有入学典礼，没有课本，也没有班主任。操场近旁的读报栏和篱笆墙糊满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全校教职员工中间据称已揪出了六十多个“牛鬼蛇神”。
　　 两个月后，学校“工宣队”(代替班主任管我们班的叫梁师傅，一个让女生害怕的龌龊之人，整天披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分配给我们班一个牛鬼蛇神，“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活教材，供全班学生监督批判用，姓李，原先教生物课的。平时没事就让他扫厕所，闲着无聊想斗他了，则必须随叫随到。每天上午八点，规定李老师到我们教室报到，对着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事毕，靠墙角罚站，脸必须低垂，稍一抬头，就会有学生将他的脑袋摁下去，既然不能抬头，李老师便只得从眼角朝两边看人，却又被警觉的学生说成“贼眉鼠眼”并来回抽他脸颊，他也不躲，任凭抽。
　　 对类似闹哄哄的批斗场面，我已麻木，轻度暴力，侮辱，戏弄，恶作剧。我早司空见惯。新学生们根本不认识这位李老师，他只是一个符号(用今天的说法)，一个阶级斗争的反面角色。至于他后来怎样了，班上谁都没关心，我也是。不过，在我和这位李老师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当时没对他造成可被他意识到的伤害，因为他肯定浑然不觉。不过这事对于我，却称得上经历了一次刻骨的心理煎熬，它对我以后形成的“个人/群体”伦理观念产生创伤性影响。
　　 很奇怪，自小，老师便不怎么喜欢我(当然，那是一九六六年之前)。
　　 我不捣蛋，从未萌生胡作非为的念头。老师不喜欢我的原因，是我一向不认真听课，甚至根本就不听课。更可恶的还在于，每次考试，偏偏我的成绩又多半全班第一，这让老师尤为难堪(尤其语文老师)。小学两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教科书才教了几个汉字啊，我就在课桌底下偷看刘知侠厚厚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了，繁体，竖排本，不认识的字，跳过去；遇繁体字就猜，看看上下文，似懂非懂能蒙个大意，反正也不必念出来。这事被语文老师发现后，对她刺激很大，除了在学生家庭联系手册上给我父母写措辞激烈的批评信，还屡次登门家访，指我是班里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害群之马”。父亲非常生气，至今我还保留着小学两年级时的那本学生手册，赫赫然白纸黑字，有我父亲亲笔给班主任(即语文老师)的道歉留言：已经教育了吴亮，吴亮保证坚决改正缺点。
　　 此外，“缺乏集体观念”是我的另一项重要缺点(这缺点，在我的学生手册里数次提到)。可能就因这两条，我没有被批准第一批加人少先队，公布新队员名单那天我十分沮丧，但这个打击没有给我留下持久的阴影，我惟一可以引以自慰的(说精神胜利法也没错)，就是我的学习分数总是名列前茅，何况考试前从不复习。我总有比别的孩子更多时间阅览“课外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两个姐姐的中学语文课本，初级物理，连母亲订阅的《支部生活》与《中国妇女》我亦好奇――我专看《支部生活》每期末页刊登的乐小英漫画，幅幅配有小品文，讽刺基层单位街道里弄的不良现象，一地鸡毛的，挺逗；偶尔还会有张乐平漫画加盟，通常每逢元旦国庆，笑眯眯的三毛胸前红领巾出场，苦孩子结束了流浪生涯，暴露旧社会的漫画家成了新中国的“歌德派”。
　　 时光如箭飞逝，那些依次闪回的往事碎片，似黑白照片般不邀自来，若将其一一写出，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不知道。此刻，令我自己疑惑不解的是：我的确随着我的文字到达了那一个个我想看就能看到的场景，它们清晰如斯，比我的文字更清晰，那么，在此之前，这些影像、容颜、句子、图片，甚至更琐屑的小细节，究竟存放于何处？我永远搞不清人的大脑有多复杂――任何已经失去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你了，但因你还能摇醒它，谈论它，那表明它依然归你所有，并牢攥于心，这种对个人历史死不放手的强健欲望，又究竟来自何处？6-9
《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作者吴亮站在新世纪，向已经逝去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投去远远一瞥，以当年自己的“地下阅读”为线索，描述与书有关的人与事，少年的理想，青春的悸动，激情的冷却，求知的渴望，模糊的怀疑，蠕动的不满……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特有的缅怀、伤逝、追忆、怀旧的动人情调，引人遐思，感怀不已。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在文章里引用的这句话，来自《伊索寓言》。作者以此作书名，意为：我在上海生活，成长，经历青春，度过难忘的七十年代。
　　 责任编辑说，《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是自《往事并不如烟》之后，他编的品质最好、最有价值的一本图书。著名画家陈丹青则称之为一部“野心勃勃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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