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些人

《当年那些人》(pdf,txt格式)免费电子书,作者：《档案春秋》杂志社　编,于2011 年1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最后一任秘书眼中的习仲勋俞惠煜(口述) 龙飞 晶晶 (采访并整理)【相关链接】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他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斗争，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苏区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幸被及时赶到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解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解放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1951年亲自护送第十世班禅从青海进藏。1952年调中央，1953年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辅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工作。1962年9月，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1980年12月，调中央工作。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0000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
　　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需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老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1980年5月，（左起）习仲勋和叶
　　剑英、许世友、杨尚昆在广州珠岛宾馆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老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老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回到广东，习老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老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老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小平同志一?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回应，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即1979年“50号文件”）。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老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习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老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特区的奠基仪式是由习老亲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习老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老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
　　重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盛典，了却了多年心愿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长期在深圳休息，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虽然多年身居南方，但习老始终关心着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次应邀出席国庆大典，他显得非常兴奋。在来京之前，他就经常念叨着：“1997香港回归后，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我请假没有出席。但1999年的五十年国庆大典，我一定要参加。1949年，我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成立。五十年大庆，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习老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老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西侧贵宾席，他的左边是黄华同志，右边是谷牧同志。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习老激动不已。他精神很好，多数时间一直站着，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抓住机会，为习老拍了不少照片。
　　当天晚上，我征求习老意见，是否还出席国庆联欢晚会，习老兴致很高，表示要参加。晚上八点整，他在天安门城楼前面东侧的贵宾席前就座，观看联欢表演和礼花。后来因风大气温很低，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习老才返回城楼大殿内休息。这时，习老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他跨过门槛，快步走向习老，上前紧紧握着习老的手，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您也来了，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在随后的几天，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故地重游了中南海，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习老常常提起，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作风清廉，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回家看望习老，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谦和大气”，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上世纪50年代，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很远，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当时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但即使这样，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习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让他穿。
　　1958年，习仲勋与儿子
　　近平（左一）、远平（左二）
　　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就留了地址。后来，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很紧张，近平赶紧好言安慰，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早在1939年习老主政陕北根据地时，某些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老听到后立刻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在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完全秉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风务实，不喜欢发表政治宣言。
　　如今，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
　　［口述者简介：俞惠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正局级），曾于1996年至2002年担任习仲勋秘书。］
　　胡佛发迹在中国周利成 文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曾于1899年2月至1901年底在中国生活了近3年，这3年是他人生的创业阶段，他在中国发迹并积累了大量资本，为今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离开中国十余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他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当年在中国的经历，同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赞美和崇敬。但胡佛在中国的这段生活经历，却?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疮疤”。1928年竞选总统时，政敌就攻击他“手脚不干净”，称他当年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捞取了一笔横财。那么，胡佛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从孤儿到总统
　　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1874年8月10日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一个虔诚的公谊会教徒家庭。父亲是一名铁匠，在胡佛6岁时去世，3年后，母亲也相继去世。孤儿胡佛先是寄居在叔叔家，两年后迁居舅舅家，11岁后搬到俄勒冈州，由任学校督导的伯父将其抚养成人。坎坷的童年经历，让他过早地成熟并学会了自立，白天在伯父开办的俄勒冈土地公司里当办公室杂役，记账、打字，晚上读商业夜校。17岁时，胡佛考入了斯坦福大学，在这里胡佛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卢?亨利（LouHenry），这为他四年的苦读增添了些浪漫的色彩。胡佛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为了生存，他只得到加利福尼亚州当了两年矿工，每班工作10个小时，却只能挣到可怜的两美元。1897年，英国经营矿业的最大商行组织毕威克――墨林（BiwickMoreing）采矿公司招聘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并要求应征者为35岁以上。当年只有23岁的胡佛在应聘时，用虚报年龄的手段获得了这份工作。从此，胡佛的生活发生了转机。
　　胡佛
　　不久，胡佛被派往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一些矿区工作，当过工程师，做过管理人员。他的精明、圆滑、耐心和洞察力，深得业主墨林的赏识。1899年2月，24岁的胡佛奉派来到中国，在莫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任经理兼煤矿技师。经过广泛收集资料和考察，在《开平煤矿报告》中胡佛做出的结论是：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100万英镑，经营这个企业（开平矿）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高盈利的实业。于是，1900年7月30日，胡佛与德璀琳、墨林合谋从清政府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翼手中秘密买下了开平煤矿。
　　1901年2月，胡佛因骗占开平煤矿和秦皇岛港有功，被提升为中英合办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总办。但是好景不长，同年秋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股东从欧洲其他股东和中方股东手中买下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他们派了自己的人来做公司经理，还带来了比利时技术人员。胡佛同新任经理意见不合而辞职。同年11月，墨林公司以20％的股权吸收他入伙，胡佛携眷属回了伦敦。
　　1904年后，他还曾为开平公司经秦皇岛向南非斯互金矿输出华工，收取了43万元的佣金。至此，他已成为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这也为他后来步入政坛奠定了物质基础。
　　1913年胡佛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成为商界知名人士。至1914年，他已经拥有了400万美元的财产，并以这些财产为后盾逐步步入政界。先是参与政府粮食部门的领导工作，后从1921年开始当了8年的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寻找金矿
　　1899年2月，当收到墨林要他到中国工程矿业公司工作的电报后，胡佛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加州的女友亨利，问她是否愿意嫁给自己，并一起去中国。得到亨利的同意后，胡佛立即前往加州与亨利举行了婚礼。第二天，他俩双双启程前往中国。3月，胡佛夫妇抵达北京后不久，即来到天津并在今重庆道小学西楼旧址上住了下来，亨利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工作。他们给自己分别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胡佛叫胡华，亨利叫胡潞。此后，在这里，他们生了两个儿子赫伯特和艾伦。
　　墨林本打算让胡佛来中国开发煤矿、修建港口设施，然而，中国工程矿业公司的中方经理张烨茂却认为热河一带有含量丰富的金矿，如能发现一座大金矿，就会马上发大财，利润无可估量。胡佛虽表示异议，但还是服从命令带队开始了对热河一带的考察工作。
　　1900年4月，由100名中国骑兵和20名军官?成的考察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上人欢马嘶，旌旗招展。一星期后，抵达山海关矿山时，眼前的一幕却让胡佛大惊失色。只见数千名当地群众黑黑压压地向他们涌来，胡佛以为是当地人不欢迎他们而要发生暴力冲突。翻译解释说，当地群众听说有一位外国“大官”的眼睛能穿透土地找到黄金，特来看看你和你神奇的眼睛。胡佛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他们很快失望地发现这片矿山早已被人开采过了，根本不可能再找到新的矿脉。此后，随着张烨茂不断收集有关金矿的信息，胡佛带队一次又一次踏上探宝的征程，他们走遍了山东、戈壁滩、东北、山西?陕西等地，每次考察少则数天，多则两个月，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未能发现金矿，他们沿途仍进行了多次地质勘查，希望能够找到蕴藏着铁、铜和铅等工业用金属的迹象，但这同样让他们失望了。这样的马背之旅一直进行了将近两个月，当到达戈壁沙漠中的蒙古国首都库伦时，胡佛突然接到“停止考察”的命令。6月，垂头丧气的胡佛回到天津时才知道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被困天津一个月
　　在天津，胡佛听到了有关义和团袭击传教士和其他洋人的消息。胡佛和他的夫人以及一些工程技术人员都躲到了胡佛的家中。但有一天深夜，一枚炮弹呼?着飞进了他家的后窗，在房间里爆炸，将前门和它四周炸得粉碎，胡佛夫妇幸免于难。
　　
　　英国人骗占开平矿后发行的股票
　　侨民区内俄国上校瓦加克（Wagack）是军衔最高的军官，美国、日本、德国、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全部士兵都听他指挥，唯独英国军队听命于一意孤行的海军上校贝利（Bailey）。瓦加克听说胡佛手下有一些工程人员，就命令他们把逃到侨民区避难的华人基督徒组织起来修筑街垒。胡佛率领其他几名外国人，很快组织起1000多名惊恐万状的华人基督徒，大家用一个大仓库里的堆积物迅速垒起了一道墙，并在十?路口搭建了街垒，并以此为掩护击退了义和团的进攻。亨利则加入了志愿服务队护理伤员。
　　随后，张烨茂和唐绍仪也带着家眷躲进了侨民区。他们在一所与胡佛家隔街相望的大宅院里安顿下来，不久又有五六百名处境相似的中国下级官吏和受过外国教育的华人逃来此地。
　　炮击停止后，不时有冷枪向侨民区射击，一些失去理智的侨民认定子弹是从胡佛家对面院子里射出来的。于是，贝利下令将张烨茂、唐绍仪等华人抓了起来进行战地军法审讯。正在吃晚饭的胡佛急忙放下饭碗赶了过去，只见在火把的照耀下，盛气凌人的贝利正充当法官审讯?“犯人”，并听说已有几名中国人在附近河岸上被处决了。胡佛试图上前说明他们的身份，但歇斯底里的贝利却命令他马上离开。见此情景，胡佛骑上车直奔俄军总部将此事汇报给了瓦加克。听完胡佛的讲述后，瓦加克立即带上一个排的俄军士兵赶过来释放了这些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枚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住所，他的妻子和一个婴儿当场被炸死。胡佛等闻讯后及时赶到，与唐绍仪每人抱起一个孩子冲过街道来到胡佛家里，并由亨利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胡佛救下的孩子是唐绍仪五女儿唐梅，后来她嫁给了中国资深职业外交家顾维钧。18年后，唐梅来到了华盛?见到胡佛时，用纯正的英文说：“我是唐绍仪的女儿，天津遭围困时,是您抱着我穿过街道的！”
　　后来，他们设法撤退到利顺德饭店。7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城厢时，胡佛利用熟悉天津地形之便，亲自做联军的向导，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侨民中的“风云人物”，得到了德璀琳的赏识。
　　密买煤矿发横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22日，英军以“饲养信鸽为义和团传递情报”为由，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抓了起来。正当被关在太古洋行一间旧厨房里的张翼惊魂未定之际，他的德国顾问德璀琳来了。深得张翼信任的德?琳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张翼当日就被释放了。
　　德璀琳救了张翼，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成为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无奈，于次日开具了“保矿手据”，答应：“委派古斯塔?冯?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此后，胡佛与德璀琳共同炮制了《出售开平矿务局合约》，即“卖约”。7月30日，德璀琳以开平矿务局总局代理的身份，胡佛以墨林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卖约”上签字。“卖约”规定：“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
　　10月，胡佛带着“卖约”回到伦敦，墨林在嘉奖他5000美元后，又提出了对“卖约”的修改意见。他建议以他个人的名字取代“卖约”中威克――墨林公司的名字，以便他个人享有所有权益。墨林后找到国际财团为靠山，将开平卖给英商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组成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英国进行了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权。
　　1901年2月初?胡佛返回天津，串通德璀琳修改“卖约”。他们不仅以墨林的名字取代了威克――墨林公司，而且还扩大了出让权益，并将“卖约”改为“移交约”。为了威逼利诱张翼签字，胡佛除承诺张翼终身为督办，给予优厚报酬外，还答应新公司将提出5万英磅股标作为张翼与德璀琳的酬劳，并许以一笔用以贿赂和收买有关方面的款项，包括给清政府的20万两白银。但看到“移交约”等于出卖开平矿务局的主权时，张翼坚决拒绝签字。为此，胡佛又连夜拟制了一份只是合办增股而非卖矿的“副约”。他对张翼说，“移交约”是为了满足英国法律的要求，而“副约”才是据以行事的文件。胡佛还威胁张翼说：“如果他不签字，英国公使和美国公使都要到中国外务部告状。”后经数次修改“副约”，并在丁家立的撮合下，2月19日，张翼、德璀琳、胡佛共同在契约上签字。
　　后此事被张翼的亲家周学熙发觉，并告发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接连三次向朝廷参奏张翼。1904年底，清政府令张翼偕著名学者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打了一场国际官司。翌年1月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张翼、胡佛、德璀琳、墨林等对簿公堂。经过数月14次的开庭审理，法院判决：“副约”对于各被告都具有约束力。但法院同时认为，该“副约”不能构成一个本院能判决强制执行的合同，因而不能直接命令履行合同。这场官司表面上是清政府胜诉了，但判决书只是“无法强制执行”的一纸空文，清政府根本无法收回开平煤矿。
　　戴祖贻：“培罗蒙是我的生命”戴祖贻 (口述) 李 ?(整 理)【相关链接】
　　戴祖贻先生是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创办者许达昌的第一嫡传弟子，一直在培罗蒙工作，并于1951年去日本经营培罗蒙57年。他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以致于日本或外国来的客户都称呼他为“培罗蒙”?（日语“先生”的意思）、Mr.BAROMON，而不叫Mr.Tai(戴先生)。他说，“培罗蒙的多数历史都还在我的脑袋里”。因许达昌20世纪40年代末到香港、日本开店营业，对于旧上海声名卓著的培罗蒙西服店的发展历史，人们多语焉不详，所见资料也多有讹误之处。日前笔者有幸数次在戴先生的上海寓所与其晤谈相叙。老人虽已年届87岁高龄，但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好，对于一些日期、人名，他记得一清二楚，脱口而出；并热情地为作者改进文稿，提供资料。兹将戴先生所谈的有关上海培罗蒙（1949年前）和香港、东京培罗蒙的发展历程略加整理，“原?原味”地奉上，以期为以后的研究者保存一份至为难得的原始的“口述历史”资料。
　　创业培罗蒙
　　我是宁波北仑霞浦戴村人。1920年4月25日出生。我是家中的长子，13岁时进入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做学徒。
　　00培罗蒙是定海人许达昌开设的。许达昌本名叫许恩孚，没念过什么书，也就最多读过小学。他祖父信仰基督教，父亲是家乡的一个行医。许兄弟十人，他排行第六。1895年二月初一出生。不久母亲去世，是姐姐把他抚养大的。他自小勤学好胜。大人让他到上海王顺昌西服店学生意，主要是师兄阿木哥（音）教他学习裁缝，先做裤子。学成后，他自己在南市老西门开设了一个工场，开始时只能做“包袱生意”，就是拎着包袱兜揽生意，到处帮人家做衣服。
　　约1930年前后，许达昌先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开店，后又在新世界旁边开了一爿店，挂的招牌是“许达昌西服店”。后来有个客人，是个湖州人，做丝绸生意的，叫蔡履新，许达昌与他合伙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号开了一家西装店，才正式挂出“培罗蒙”的招牌。
　　我娘舅是做呢绒生意的，与培罗蒙有业务往来，他看到许达昌整日里忙个不停，就问他为什么不招个学徒做帮手，许答曰：我没有好?顽（宁波话“小男孩”的意思）啊。于是娘舅就把我介绍进培罗蒙当学徒。母亲是老实人，临行前，她再三嘱咐我，做事要勤快，手脚要清爽（不可犯规），万事要忍耐、刻苦，如果学不满三年回来（宁波人称之为“回汤豆腐干”），前脚走进敲（念kao）前脚，后脚走进敲（念kao）后脚，样样事情要让师傅或经理满意，这样才能有出息。我当时只有13岁，是在1934年6月17日从乡下到上海，6月24日拜师进店，是许达昌的第一个门生。当时店里就一个伙计，姓沈，是绍兴人。那时许达昌还时常到客人处做“包袱生意”。
　　当时店里的裁、剪都由许达昌自?做，生意还不错。于是在1935年，许和蔡履新及蔡的一个朋友邵宝华，三人又合伙在静安寺路284―286号跑马厅对面开了一家双开间新店。店铺是时代装修公司装修的，最新式的西式装潢，大玻璃窗，底楼是陈列室、营业部、裁剪及试衣间，二楼是工场，三楼用以自住。不远处是大光明影剧院、国际饭店，我们新开的店在这里也显得非常显眼。自从我们店在这里开办后，静安寺路上的裁缝店才渐渐多了起来。“培罗蒙”三个很有特点的招牌字当时就是在这个店里，请上海天津路春元钱庄一个账房先生写的。
　　不到一年，蔡、邵二位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了自己的西服店，培罗蒙则由许达昌个人经营。
　　当时客人中一个人叫潘有声，是电影皇后胡蝶的丈夫，在我们店里做了西装后，感到很满意，于是介绍《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也到店里来做衣服，他也觉得满意。于是口碑相传，生意越来越好。由林柏生介绍到店里来的客人有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还有许多政界要人，如宋子文、何应钦、桂永清、张治中、蒋廷黻、张群等，包括马步芳、阎锡山等人，还有经济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体育界的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外国大公司大银行的大班巨头、外交使馆人员等。后来因为外交部长张群的关系，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一切行装，包括所有服装和各种礼服等都由培罗蒙承包了。
　　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南京。乘晚上11点半的火车，第二天7点到，然后包一部黄包车，到各个客户那里去量尺寸、穿样子，订货、交货，第二天回去。一般都由许达昌或者我去。
　　自从培罗蒙在上海出名后，有些店家都喜欢用有“培”字的招牌，如“培利”、“培泰”、“培康”、“培琪”、“培鑫”、“培达”、“培凯”、“培门”等等，从而也说明了培罗蒙的名气和影响。近年来也有很多类似的服装品牌，比如在国内有名的“罗蒙”、“培罗成?等，与培罗蒙仅一字之差，也获得了名牌效应。
　　1945年上海培罗蒙店铺
　　培罗蒙的生意之所以那么红火，是因为许达昌的裁剪技术高超，手艺和出品确实要比一般的好。对于不同体型的客人，他有不同的裁法，叫“各人各式裁法”。他有一样拿手的绝活，对于客人喜欢的衣服式样，可以直接从衣服中打出纸样，可以说“百发百中”。后来香港报纸曾刊载过一篇采访上海王顺泰小开的文章，王顺泰也是当年上海有名的西服店，他说培罗蒙做的西服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被称为“大阿哥”（这张报纸现在保存在宁波服装博物馆）。做生活（上海方言，意为干活）一定是要被同行称好，才算真正的好，客人或朋友讲好都不算，更不能自吹自擂说是besttailor（最好的裁缝）。培罗蒙能被同行称赞，表明我们的“生活”确实不错。我们店里的裁缝用的都是老师傅，包括当时称为“四大名旦”的四人：王阿福，沈雪海，鲍昌海，庄志龙。工人有20多人。
　　当时上海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师傅，但大多数是从哈尔滨回来的。他们都是好手艺，专做罗宋人（当时人对俄国人的称呼）的生意。他们大多穿着一件皮领大衣，手拿皮包，来工场探望朋友，我看见就拉他进来到店中谈，挽留他在店中工作，因为?们亦希望在高级店里工作，有高的工资待遇。他们的做法被服装界称为“罗宋派”，特点是挺拔，硬质。当时上海西服界还有“英国绅士派”，特点是非常紧身，吸腰身的样子，是英国裁缝在上海开的店，如南京路的“葛来洋行”、“麦根托西”。
　　培罗蒙做衣服的料子都是从英国定购的，每年秋冬、春夏二次，都是最好的高级的套头料，衬里也用进口的。许达昌还采用外国时装杂志的式样；并亲自到过日本采购西服用品；每个星期要在上海的英文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许达昌还特别设计制作了一套西服，是阔条加细条（双条）的花纹，三扣尖卜领，领?的花纹与卜头的条纹合缝对齐，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极不容易的。这件上衣是当时“四大名旦”之一、时任工场领班的王阿福师傅缝制的。逢有机会，许达昌就穿着这件衣服到各种公开场合。1945年为庆祝抗战胜利，许曾与我拍过一张照片，还在报纸上刊登过，当时他穿的就是这一套衣服。
　　当时每逢周末，大光明电影院9点钟有夜场电影，这是当时上海主要的夜生活方式，有很多外国人来看电影。旁边的培罗蒙店堂里灯火通明，许达昌穿一件洗得雪白、烫得笔挺的白大衣，在店堂内裁衣服，学徒们则站在一旁看着。电影散场时马路上的汽车排成长龙，店里的情景被外面的客人透过大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许达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活广告”。
　　许达昌工作勤奋，日夜辛苦，每天除了周日上午做礼拜外，都不休息。他没有什么爱好，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勤俭耐劳，做事一定要向前求进，有什么事要挺身而出，勇于承担；忍耐才有福；做活要勤奋巴结，待人要忠实客气。他热心公益，注重事业，教会中有什么善事，他都积极响应去做。
　　西服业学徒多数是因家境贫困，无钱供给上学，而在十三四岁就去做学徒。在三年学徒时期，是非常辛苦的，大的店还好一些，小的店铺及工场学徒更是辛苦，每日忙碌不停，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睡觉，还要烧饭打扫做杂务等。
　　业师许达昌对我特别好，对我提拔也快，三年后就让我穿西服，还陪我去买皮鞋，7元钱一双，一般人都穿2元钱一双的鞋子。我对店里的工作也看得比自己家的事还重，尽职尽力，星期天也不休息，还去店里干活。1945年抗战胜利我被提升为襄理，店内的一些事多由我负责。
　　抗战胜利后，培罗蒙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装修。采用当时最新式的店面装潢和店堂陈列式样，里面有裁剪室、试衣室及会计室等，店堂底楼至二楼还有高级的旋转楼梯。二楼用来接待客人、定接衣服，及陈列各种衣料和用品，三楼是许达昌自己的住所，也是为了便于时刻照料，有时午夜了，他还要下来看看工场的工作。
　　登陆香港、横滨
　　1948年许达昌去香港。他在思豪酒店二楼租了一间房间，开始营业，专做上海老顾客和到香港的外国游客的生意，又招聘了几位陆续去香港的裁缝老师傅，包括原来就在培罗蒙老店干活的人。他请香港上海银行的朱如堂先生担任名誉董事长，名誉董事是思豪酒店的陈老板。之后，因为生意忙不过来，许达昌就叫我也去香港。1949年12月，我撇下妻子儿女，独自一人由澳门去?香港。
　　当时许达昌去香港开设培罗蒙时，并没有带多少钱，本来在香港栈房里还有一箱原先培罗蒙预订的大衣呢料子，虽然后来因为起火，这一箱衣料被烧没了，但因此取得了一些保险费，就是以这点钱起家，日渐发展的。在香港，培罗蒙还是被公认为最高级的西服店，外国杂志及当地报纸也是特别推荐。香港地方小，人口集中，再加上有老主客的惠顾，生意就更好一些。而且因为香港物价便宜，没有进口税，当时许多外国游客纷纷前来，各业都非常兴旺，香港、九龙多是西服店，以及女装、毛皮、古董、木器、绣花、洋毛衫等店，有人买了店面房子?大大发了一笔财。
　　香港培罗蒙也经历了三次搬迁。先由思豪酒店搬到干诺道，又迁到太子行，再迁到於仁行。客人也多是社会名流，如董浩云、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陈廷骅、何鸿?等人，还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等。
　　香港客人中有一个叫王仲恒的在东京富国大厦有家店面，想要出让，问许达昌是否想到日本开店。许应允前往，于是在1950年许达昌去了日本开店。香港方面则由我负责代理。
　　许达昌以前去过日本。他抵达日本后，到处去拜访以前结识的同业朋友，碰巧在横滨遇见了顾天云先生，于是请他来负责帮忙。?先生是中国服装界的著名人士，写过一本服装裁剪方面的书《西服裁剪指南》，创办了一所服装裁剪学校，他是日本通，又懂英语，会裁会剪，能文能武，再由他请来几位同业师傅。时值许达昌糖尿病发作回香港。于是他唤我去日本接替工作。
　　1951年7月24日，我从香港乘太原轮到日本，8月2日在横滨登陆。
　　后来，王仲恒因为他的轮船出事，公司不能继续经营，必须结束，富国大楼的培罗蒙店也必须搬出。我告诉业师许达昌，许达昌无意再在日本经营，他嘱我结束日本的店务回香港。因为培罗蒙在东京的生意已经上路，结束很觉可惜。事有?巧，富国大楼的房东很照顾我们，他租给我楼上415的半间写字间供营业用，又提供地下室的一间房子作为工场，这样我有了立足之地，于是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发展。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军人军属必须先经日本去韩国，日本成了美军的歇脚地。当时日本的服装生意很好，以致很多香港的上海裁缝只要能说英语，利用旅行ass（护照）到日本兜生意，接几宗活，量好尺寸，寄回香港制作，再寄回来，生意非常兴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韩战结束。
　　培罗蒙的主客多是在日本的外国商界巨头及外交官员。当时有一位做船舰材料的商人T.Y.FONG，他介绍美国联合参谋总长雷德福（ARTHUR.W. RADFORD）到培罗蒙做衣服。雷德福对我们的手艺和服务都感到非常满意，经他介绍，美国远东总司令李密滋大将（L. L.LEMINTZER）、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海军大将（FELIX. B.STUM）等亦光临我店。以后雷德福又介绍美国大使亚立逊大使（ALISON）、麦克阿瑟大使（MCARTHER.JR.，麦克阿瑟将军之子）等人到我们店里来做西装。有这些贵客的光顾，使培罗蒙的声望在日本格外出名。
　　1964年正值日本举办奥运会，富国大楼要拆造，我只得在附近的青山一丁目开了一家培罗蒙，双开间门面，三楼是工场。生意也还好。
　　“做人不能忘本”
　　1967年9月，许达昌把日本的店铺正式转让给我，由我独自经营。许达昌于86岁退休，1991年3月14日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 Vol.104No.6）1981年9月刊曾登载文章，称誉许达昌为全球八大著名杰出裁剪大师之一，全亚洲只有他一个人获此殊荣。
　　1970年帝国Hotel（饭店）开张。这是世界五大超级Hotel之一，战前是日本皇族、政界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一般人不能使用，如果能在这里开店，生意肯定很好。当时里面已有40家名牌店。因为我是外国人，很难进入?面开店。后来我经友人介绍，通过日本自治大臣野田武夫的关系，再经过他们的审查，才办妥手续，“挤进”帝国Hotel大门，开了第41家店铺。到帝国来的客人都是很“高级”的，1972年，又适逢日本举办大阪万国博览会，国外来的客人很多，对我的生意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我高薪请来日本最好的师傅，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用最好的进口料子，亲自裁剪、试样、管理，生意非常红火。我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在日本，与英国、意大利的服装公司、厂商均有联系。如英国的AQUASCUTUM，意大利的BELVEST都是世界有名的一流的服装公司?工厂，欧洲名牌服饰的出品多数都由他们制造，然后各公司再贴上他们各自的品牌。我们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我也曾亲自去他们公司参观工厂，直接定货，他们的产品我另外取名“BARLITTI”（与BAROMON ITALY相同之意，即意大利培罗蒙）。
　　日本政界，包括首相大臣，财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电影界、体育界很多名流都是我的客人，像演艺界的高仓健，体育界的王贞治等。再如日本的国技相扑横纲北尾光司，他的身体非常高大，有200多公斤，他在培罗蒙做了好几件衣服，他定制一件双排扣的大衣，用料要比普通人多一半，裁剪的台子不够大，只得在地上摊开裁剪；缝制衣服时也要占用比一般衣服大几倍的地方。
　　还有包括英、美、德、法、俄、意、加拿大、荷兰、瑞士等20多个国家驻东京的使领馆外交人员。有的外国大使要觐见天皇，递交国书，规定必须穿日本的大礼服（Morning Coat，也称腰接礼服），他们就临时到我们店里，我们加班加点为他们赶制出来。再如Hawaii（夏威夷）州长GOV. JOHN. A.BURNS要去参加韩国朴正熙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礼服就是我们在东京用三天时间赶制而成的。还有，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所穿的西装衣料，多数由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培罗蒙购买?还有，日隆公司的吉永重光和大和制罐的山口久吉?曾在培罗蒙购买大衣、西服料子及配件辅料送给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我们国家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让我做一套西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的形象，然后通过他的亲友了解了他的身高和腰身，根据这两个数据，我直接裁了一套样子，请他试样，只是袖子稍短，其他地方都服帖挺刮，一点都不用改动，大家都为之惊叹。
　　除了手艺要精，做人要本分，做生意还有不少的诀窍和学问，我的经验主要是：首先尊重顾客，日本人称顾客是神，财神，必须顶礼膜拜，“顾客永远是对的”，培罗蒙的收?收据是自己设计印刷的，收据的最上方写的是对客人的感谢之语，以示敬意；客人来店做衣服或买东西，最好能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与本店关系，更要记住他上次做过什么样的衣服。他再次来时，你在接待中可以谈及上次衣服的款式、布料等，这样，顾客心里一定很高兴，那么新的生意又可以成交了；完工的衣服是裁缝的作品，外面必须有精良的衣套，衣服叠好后，里面再衬入白软纸，然后派人坐着黄包车送到客人家，一路上要双手捧着衣服，保证衣服不皱，像刚熨过一样；还要推广微笑服务，一定要自然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微笑，切不能装腔作势；还有?多为顾客着想，想人所想，急人所急；总之，我最怕人家说培罗蒙不好，这是最大的损失，名誉的损失比任何金钱方面的损失都要大。
　　就这样，我在日本经营培罗蒙近六十年。接待过各种脾气、各样性格的客人。如有的客人做西装喜欢全部都用藏青的颜色；有的客人全年只穿夏季马海薄型料，冬夏一样；有的客人只喜欢穿双排扣的西服；有的人刚做好一套衣服，可能穿舒服了紧接着又是一套，觉得很有趣味。还有一位美国客人，他在美国前四百位富豪当中排第140名，有私人飞机，来东京是坐自己的飞机来的，就住在帝国饭店。他是我们培罗蒙开店以来最大的客人，在前12年内共做了二百多套衣服及一百多条裤子。开始他先定了一套，经过试身后，很满意，即刻又订了六套。以后他每次来东京，必定要做衣服。有时五六套，多的时候十数套，每种花样做两套，一套双扣一套单扣，而且裤子一种颜色就定六条（三条有卷甲，三条是平的），从来不问价格，都是一次性付款。有一次他因身体发胖，要改衣服，又没有时间来日本，于是来信希望我能去美国替他量身定做，他还提供给我往返机票及旅馆住宿费用，并派专人到机场接我。他在美国的家是一幢高级大洋房，专门有衣服间，里面都挂满衣服，多数是培罗蒙做的，还有运动衣、羊毛衫等，分门别类地摆放，好似一家洋服店。那次他改了十余套衣服，又定了十四套新衣服及裤子。后来他儿子又定了七套衣服。那次我满载而归，很是高兴。他的衣服因为颜色相似，做得又多，我们只好用阿拉伯数字在衣服上编号，免得弄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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